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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18.第40期)
更新日期:2018-11-26   来源:   点击:614  

 

1.贸易单边政策让美国“信誉降级”
“美国信誉下滑得超出了很多美国人的预料”,一家海外媒体的评论,道出了国际社会近期的感受。
不久前,美国领导人发表消极言论,指责中国,为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寻找借口。这些言行无视规则、混淆视听,不仅无助于中美经贸问题的解决,更使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缺口”越来越大。
首先,美国的言行有损国际规则和协定的权威性,对全球经济和治理秩序构成干扰,令其国际信誉折损。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参与者,美国本应带头遵守和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但今年以来,美方根据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使用关税手段胁迫主要贸易伙伴,使全球经贸紧张程度增加。美国政府还“选择性遵守”国际规则,接连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这种做法挫伤了全球商业和投资信心,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以“本国优先”凌驾国际规则,以“国家安全”掩护保护主义,美方的政策方向损害了世贸组织最基本的原则和共识,影响了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经贸关系,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对世界经济是一个重大风险。
其次,美国忽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反复宣扬“美国吃亏论”,令其国际信誉滑坡。中美经贸合作绝非零和博弈。目前,两国已经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经过近40年发展,中美贸易规模达到7000亿美元,美资企业在华年利润超过500亿美元。从美国角度看,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令美国普通民众获益明显;中国的制造配套供应令美国的跨国企业全球竞争领先;中国庞大的对外需求令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订单不断增长,两国经贸往来持续扩容。
正因如此,美方妄增对华关税正在伤及自身。目前被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大量用于在美国内组装生产,进口成本增加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叫苦不迭。数据显示,虽然对主要贸易伙伴强加关税,但今年前8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仍达到3911亿美元,同比增加8.6%。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所说,加征关税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美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注定会失败。面对现实,美方应切换“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认识到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规律,尽快让两国经贸关系回归正轨。
再次,美国在中美双边经贸谈判中多次反复、意向模糊,也令其国际信誉降级。中美经贸往来体量大、覆盖广、涉及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一直以来,中方都是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建设者。面对分歧,中国始终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同美国进行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
然而,美国政府态度反复无常,避谈“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越过世贸组织多边机制,挑起贸易摩擦。众所周知,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损其国际信誉,也伤及其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
明年,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四十当不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方想要化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症结,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应改变立场,回归平等磋商,以实际行动补上“信誉缺口”,与中方携手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5日 03 版)

  2.论中美贸易战与双边关系的未来选择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3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301”条款调查报告,提出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同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并购,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中美贸易战及其发展前景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呈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中美两国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你中我有,我中有你,双边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另一方面,两国关系的竞争性似乎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本次“301条款”调查报告直指《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削弱或迫使中国取消促进技术创新升级的产业政策。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对华贸易战政策受到哪些国际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具有几种前景?在中美合作与竞争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美经贸摩擦、双边关系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冷战”,促使关系回到19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中美双方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加强战略沟通,解决战略信任“赤字”的问题,引导双边关系走出“新冷战”的阴影? 
一、美国“301条款”调查与对华贸易战: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3月23日凌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华“301”条款调查报告,特朗普总统基于该报告签署总统行政备忘录,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301报告》认为,中国的利用外资的政策限制外国企业的所有权,如要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股权限制与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施压,“强制”美方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2] 特朗普备忘录名为反击中国的“经济侵略”,十分危言耸听,反映了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当今世界与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看法,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危险定位。美国执政团队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期,其“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正常国际贸易秩序。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早已开始。2018年1月23号,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太阳板及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临时性关税。3月8日,美国宣布“232”条款调查结果,宣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进口钢铁制品和铝制品分别课以25%和10%的重税。3月23日,美国在宣布对华“301”报告的同时,又宣布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钢铝产品的关税“暂时”豁免至5月1日,该贸易制裁措施意在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即强迫有关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站队表态。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以来,将贸易制裁的大棒首先抡向自己的贸易伙伴,包括自己亲密的盟国,被认为没有策略与章法,现在他开始将火力集中于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新贸易战略。有趣的是,美国公布的“豁免”清单并不包括日本,原因有几个,包括美日之间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希望通过达成美日双边协议解决相关问题,同时也看日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如何表态。显然,美国的做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日本政府表态称要在WTO框架下针对中国所谓的“强制”转让知识产权问题与美国采取一致的立场,至少做争端解决机制诉讼案的“第三方”出现,表达了对美国立场的支持。[3]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301”条款行动,主要是依照美国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而不是WTO的相关规则。《1974年贸易法》所谓“301”条款规定,如果来自美国的商品、投资在其他国家遭遇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等歧视性对待,美国有权力终止贸易协定,采取惩罚性措施迫使他国改变政策,手段可包括终止贸易协定、增加各种进口限制等等。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进行“301”条款调查,从美国厂商、产业协会与商会组织等机构收集信息,最后公布的调查报告集中指控中国“强迫”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向中方企业转让技术,为此指令有关部门向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美国对华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做法是其特朗普上台后确定的“美国优先”对外经贸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朗普上台伊始即挥舞制裁大棒,几乎敲打了其所有经贸伙伴,首先从其北方邻居、盟国加拿大开始,然后是南边的墨西哥,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加拿大公众内心愤怒,但对特朗普敢怒不敢言,他们想到的办法包括通过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邻居联系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员做工作,也包括通过与加拿大经贸关系紧密的各州政府向联邦政府“喊话”。[4] 
特朗普希望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继续打“中国牌”,保住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多数席位。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他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认识到在东北部、中西部十几个所谓“摇摆州”打“中国牌”是十分奏效的。所谓“摇摆州”在美国选举中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取的对象,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吸取了2016年大选的教训将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争夺。它主要包括两类州,一类是所谓的“铁锈地带”州,围绕五大湖地区的过去的重工业区,现在经过去工业化发展,失业率较高;另一类是观念保守的州,以农业州为主。2016年特朗普获得大选胜利,关键因素是在“摇摆州”打了“中国牌”,挖了民主党的墙角;再加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释放的大量谣言,动摇了选民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信心。不过,大家知道,特朗普上台后并未马上兑现竞选时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对“摇摆州”选民的解释是,解决朝鲜核危机需要中国的合作,必须把经贸问题放到一边。[5] 现在对朝鲜施压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举行美朝首脑会谈,中国的角色已经完成,现在可以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兑现所谓的“承诺”了。 
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制裁威胁,中国方面坚决斗争,给予了强硬的回应。在美国公布“301”条款调查结果并宣布将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同时,中国宣布针对此前美国“232”条款调查措施,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估计,美方措施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与铝制品的影响约30亿美元)。与此同时,按照WTO规定,在“232”条款问题上,中国要求与美国举行双边磋商,美国表示措施有正当理由,符合WTO相关规定而加以拒绝,因此中国4月4号宣布实施30亿美元报复清单。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的1300种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强调对美回应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针对美国大豆、高粱等输华农产品,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化工品等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4月5日,特朗普批评这些措施“不公平”,并威胁额外对总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开征关税,称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具体细节。[6] 
显然,美国301措施主要针对201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标,即中方强调重点扶持的十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大飞机、高铁、新材料、人工智能、医药机械等等,但这只是中方的产业规划,尚未形成出口优势,受到美国制裁清单影响更大的是日韩美等在中国投资生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们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配件、原材料,这些零配件与中间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市场。[7] 由此可以预见,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外资企业下一阶段将会受到较大影响。美国延长500亿制裁清单听取公众意见两个月,也即如果双方到5月底无法达成妥协,双方500亿制裁与反制裁清单就可能得到执行。美方的最终产品清单预料须经过公众咨询和审视,约两个月后实行,中方的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尚未公布。 
美国当前在对华贸易战上采取了单边主义加多边主义“双管齐下”的做法。在“301”条款问题上,3月23日,美向中方正式提出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磋商请求,指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在钢铁、铝制品贸易问题的“232”条款调查上,美方又拒绝中方提出的WTO框架下的磋商请求,迫使中方实施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美国301条款磋商请求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对美方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中国驻WTO大使张向晨指责美国违法WTO规则与美国自己的承诺。[8] 分析看来,美国目前企图采取单边与双边措施共用的“双管齐下”的打法,其动用“232”、“301”条款调查均属于国内法,虽然违反WTO成员的义务,但是,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但同时也意识到一味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将招致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将置自己于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地位。于是,美方请求磋商,试图为单边主义的做法加上一层符合WTO规则的“保护色”。当然,对中方来说最为有利的方式是通过WTO途径解决中美经贸纠纷,但是,美国可能没有此耐心,因为WTO争端解决机制费时费力,另外,更为重要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7个大法官中有3位法官职位空缺,目前美国阻止第4名新法官的任命,在这种情况下,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可能空转,而给予美国采取单边措施的“借口”。中美知识产权纷争能否在WTO框架下解决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应当做好“两手”准备。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目标分析 
由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上台伊始即拉开全面贸易战的架势,挥舞大棒对所有贸易伙伴进行敲打。但是,不少人都有一个疑问,美国通过发动对华贸易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很多官员、专家都存在困惑。我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华目标日渐清晰,从当初一味地抱怨美国贸易赤字,逐渐纳入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也即在制定对华目标时受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下作者称之为“一石三鸟”的对华贸易战三大目标,以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从而巩固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 
第一个目标,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配合,大幅度缩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按照美国的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特朗普通过发推特(美国公众给他一个称号“推特总司令”)要求中国缩减逆差1000亿元。这是一个天量数字,要求过高。他的考虑主要是针对2018年年底的中期选举,通过要求中国降低巨额贸易逆差,他可以起到增加美国出口,拉动就业的作用,从而巩固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票。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向中国提出了几个要求:(1)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美国成功进行了能源革命,已从过去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成了页岩气油的生产大国。中国成为最大的海外能源进口国家,需要美国的能源,中国的订单从沙特、澳大利亚转些到美国即可。(2)要求中国芯片进口订单从中国台湾、韩国转一部分到美国,增加从美国的芯片进口。中国是芯片进口大国,半导体产品广泛用于电脑、手机、冰箱、汽车等各方面,存在巨大的对外赤字。有趣的是,美国主要媒体站出来否认,芯片订单转移并非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给中方信上要求的,而是中方主动提出来的。[9]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善用媒体为自己造势,他担心这一要求可能令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不高兴,从而在贸易战问题上与中国站在一边。 
第二个目标,要求中国大幅度开放市场,改善美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工商界抱怨中国市场越来越不开放,在政府采购上偏向中国国有企业,外企无法拿单;中国以“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名义,加强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的限制,尤其是在信息产业与相关服务业等受到更多限制。[10] 
美国很多人士认为,中美市场开放存在严重不平衡、不对等。比如,他们经常讲的一个例证是阿里云,阿里云在在美国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登记、注册、运营,为美国企业提供云服务,但是,美国云服务公司则因“国家安全”的理由无法在中国运作。 
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工商界在讨论中美经贸关系时越来越集中于所谓“对等”(reciprocity)的概念,在中国加入WTO谈判时该概念曾翻译为“互利”,这一概念对中国领导人与公众来说自然可以接受,但是没有一个市场“对等”开放的含义。[11] 长期以来,由于中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美国并不要求中国产业“对等”开放,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美开始要求“对等”开放,反映了其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一个大方向。当然,美国内部对该概念如何落实于政策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说法难以落实,因为中美两国产业情况完全不同,很难要求“对等”开放。 
第三个目标,美国方面要求中国改变当前补贴新兴产业的政策,甚至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放弃所谓“不合理”的“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的做法。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思路,即“以市场换技术”,中国开放市场,外资企业转让部分技术予中国企业。但是,多年来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是中国地方大,各部门、各地方竞争激烈,外商投资企业在谈判中获得了很多优势。一个明显的例外是高铁,它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即通过铁道部对外商进行集中谈判,将所有订单抓在自己手里,再与外资谈判,谁愿意转让技术订单就给谁。据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第一年谈判时不愿向中方公司转让技术,结果未能拿到一个订单,负责谈判的人员回去后即被撤职。第二年西门子在转让技术方面开出了比加拿大、日本企业更好的条件,拿到了较多订单。通过消化吸收外资公司的技术并加以再创新,中国的高铁获得了快速发展。美国与西方没有公开说的是他们担心“高铁模式”再现。所谓“高铁模式”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与消费潜力,用订单来吸引西方的公司“自愿”或“不得不”转让技术,中国公司对转让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建立中国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他们担心,中国今后将“高铁模式”在所有行业加以推广,从而推动中国制造技术跨越式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消费市场规模[12];中国中产家庭的数量超过美国总人口;中国建起了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7.5亿台移动设备入网,市场潜力无限。 
面对中国日益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西方工商界的不满情绪似乎越来越强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认为中国对外企施加了更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他们的产品难以打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在政府采购等方面,偏向本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二是他们担心《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产业政策对西方产业与企业造成的冲击。他们的说法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央设定目标后各地方政府积极跟进,纷纷出台本地的配套方案,结果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又造成出口倾销,从而扭曲全球价格与国际贸易秩序。[13]这些担心从美国、西方产业的角度看也有其道理,至少提醒我们警惕产业政策如果执行不当,可能产生规划重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的消极后果,毕竟中国作为体量庞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感知。 
美国“301条款”调查报告的主要指控包括:通过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即合资要求,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这是一个核心机制。外资企业在与中国国有企业谈判合作时由于受到股权的限制而处于谈判的下风。报告主要指责中国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设立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设定所谓鼓励、限制、禁止进入等目录,实际适当是在推广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报告提到国资委肯定的“长安模式”,即在汽车领域外资企业只有转让技术方能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外资企业担心这一“长安模式”扩展到其他产业。报告指责中国在飞机制造相关产业的种种规定,如外资与大飞机C919项目相关的生产,从发动机至主要电控系统等,外企要想拿到中国采购合同,必须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转让技术联合生产。 
报告还指责中国的行政审批与许可程序有可能造成美国公司的技术秘 密与敏感信息的外泄,比如在公司年审、年检或登记注册时,这些敏感信息包括原代码、软件等有可能泄露出去,甚至由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泄露给中国国企。另外,就是担心中国企业仰仗雄厚财力在欧美国家进行大肆公司收购,从而妨碍美国与西方国家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 
报告最后指控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等手段“盗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301”条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利用情报资源促进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利益,却有损外国合作伙伴和竞争者的利益。美国政府获得的证据表明,中国利用网络工具来达到产业政策与科技发展的目标。[14] 
针对美国301条款报告的指控,中国官方进行了回应。2018年4月4日,商务部王受文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会代表中国政府做出回应。首先,美国违背了自己多次作出的不再使用“301调查”单边认定其他国家做法是否违反WTO规则的承诺。作为WTO成员,美国有义务依据世贸规则与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相关纠纷。其次,美国指责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没有事实根据。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外国企业必须转让技术给中国合作伙伴;中国存在一些行业外资进入时需要进行合资的要求,这符合WTO的规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外资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完全符合WTO规则;外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完全依据契约,是一种彼此自愿的经济对价行为,政府不应干预。第三,《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公开透明开放的,其目的在于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一些战略指引与信息指导,中外企业都可以参加。计划提出的一些指标主要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并非强制性任务。实际上,很多国家均有类似指导性指标、指导性规划。[15]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成因与双边利益分配 
中美经贸利益分配从总体上讲是平衡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生意。美国政客大肆炒作中美贸易不平衡,宣传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吃了大亏,自然是别有用心,企图将中国当成“替罪羔羊”,转嫁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因此,客观分析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根源就变得十分重要。 
美国对华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致使中美比较优势无法充分发挥。中美是天然的贸易伙伴,因为两国优势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等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产业,但美国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同时也包括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考虑,尽管美国官方不承认)的考虑,自1980年代起,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口技术必须保证美国在技术上要领先一到两代。[16] 有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17] 只是美国政府不愿承认这一结果,它支持的一个研究报告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美国对华出口的影响不到1%。[18] 
第二,美国人长期“寅吃卯粮”,储蓄率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二十年美国储蓄率达到空前的低水平。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30-40%甚至更高的储蓄率,美国储蓄率只有2.5%左右。由于长期低储蓄率,美国人长期过度消费,维持高额贸易赤字已成美国经济常态。而中国等高储蓄率国家,储蓄主要用于投资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之所以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归结于美元霸权与美国居于霸主地位的金融业。美国推动金融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独享”的消费地位。[19] 
第三,现行WTO统计规则过于陈旧,贸易统计仅基于所谓“原产地”规则,无法适应1990年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新现实。WTO、OECD与中国政府等提出建立基于“本地增值”的新统计规则,但是未有协议也未实施。比如,中国对外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多半: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企业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企业则从产品研发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苹果手机是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最典型例证,中国工厂与工人只得到5%的本地增值,但是,出口至美国的整机价值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建立“本地增值”为基础的统计规则,就是要挤干统计水分,还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真相。 
另一个说明美国贸易格局在过去近30年中没有太大变化的例子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与太平洋沿岸经济体的贸易总量并未出现太大变化,只是由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向中国大量转移生产线,致使中国的加工贸易异常繁荣,导致中国在美太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到2013年,美国自太平洋沿岸国家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中美贸易关系带有鲜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美国政客往往不听多数经济学家的解释与劝告,肆意炒作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数字,达到自己狭隘的国内政治目的。为此,中国加强对美国公众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真相的宣传十分重要。美国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中国没有很好地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中国应努力澄清外界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误解。他指出,特朗普号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5000亿美元之多,但真正的数字是3750亿美元,而且这是基于在中国的附加值计算出来的,实际情况比这个要低40%,可能只有2500亿。史蒂芬•罗奇指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应该把事实,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更好地解释给全世界听。”[20]
中美两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贸合作的奇迹,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2017年将近7000亿美元,双方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大体平衡。这些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货物贸易增长了207倍,达到将近6000亿货物贸易总额,加之服务贸易1000多亿。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出口、就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利益的同时,中国应成为美国海外成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出口的26%波音飞机、56%大豆、16%汽车、15%农产品和15%集成电路卖到中国。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农产品、汽车和集成电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1] 在服务贸易方面, 中国处于逆差地位,来自中国人的旅游、教育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总共有266万人次到美国旅游,有36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美投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平衡:中国在美国非金融类投资2016年为500亿,中国投资遍布44个州,为美国创造10万就业岗位。[22] 
中美之间经过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业已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双边关系有比较牢靠的经济基础。尽管有贸易战的风险,但是,中美关系巨大的利益纽带将可能防止冲突与摩擦“失控”。与俄罗斯、俄美关系相比,中美经贸利害关系要远远高于美俄关系。比如,中美有将近6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而美俄贸易只有150亿美元,且在能源、资源能领域存在竞争的关系。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与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俄罗斯GDP目前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GDP。经贸份量不足是美国与西方敢于对俄罗斯进行集体制裁的最重要原因。中美经贸摩擦已经通过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深刻影响到全球与地区经济的表现,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政府与生产商就十分担心中美贸易战的失控,因为它们作为中间商品提供商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说,认识到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单是两国经济的事,更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的故事。 
四、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背景探讨:全球力量对比与国内政治动因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塑造的过程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最主要的表现,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崛起势头加速,国际地位上升明显;中美等主要大国都在进行自我调整,对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调整,国内调整措施又外溢至国际领域,造成对国际关系的冲击。 
美国与西方对于中国崛起、国内政治的调整越来越关注。他们注意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但到2017年中国GDP总量就是日本GDP的3倍。安倍政府主动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最重要的背景。美国与西方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变化的方向高度警惕恐惧,担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崛起会改变国际规则与体系,侵蚀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他们担心,中国、俄罗斯正在挑战二战有建立的、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体系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急剧衰落。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与中国国内政治调整,增加了美国权力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担心与恐惧。根据有关预测,2027-203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没有太多悬念。在这一前景刺激下,美国对华强硬派日益活跃,他们批评中国领导人及其对外政策“普京化”、“俄罗斯化”;批评美国对华温和派、“接触派”与国际建制派,说他们将中国“搞错”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在政治上并未发生美国希冀的“民主化”变革,相反美国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开始“威胁”世界了。在美国对华强硬派更加强硬的同时,对华温和派、对华接触派、国际建制派现在也开始反思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很多人开始表达对中国政治变化的失望态度,有的甚至主张对中国强硬应对,代表人物包括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谢淑丽(Susan Shrik)、华裔智库专家李成等人。总之,美国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特朗普与国内问题上分歧巨大,但目前在中国问题上调子越来越一致,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笔者的看法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对中国的看法仍在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中方应当多做说明、解释工作,消除对中国政策发展与调整的“误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看到美国与西方出现了种种新“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大体包括中国军事安全威胁,中国军备增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所谓“专制”、“极权”发展模式的崛起,如压制维权律师、严管互联网等,挑战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威胁全球市场经济,导致国际产能过剩、价格扭曲;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是“另起炉灶”,要建立平行的国际体系,这是对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威胁;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打造“软实力”,实际是一种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孔子学院、华人社团与华人学者等都是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工具。“新中国威胁”论如果不打破,将对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声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贸问题,它涉及到中美全面关系的调整和变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改变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评价同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合作”,称中国为“战略伙伴”。2018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首次将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列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报告将对华经济关系定性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以及对现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大国确立的全球秩序”的挑战。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战略转变,华盛顿已从吸引中方合作以图改变其政策行为的政策转向“遏制”中国的政策,当下贸易战可能只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第一步。 
对中国发展担心上升,不仅限于美国,欧洲对中国的不安也在提高。欧盟主要大国警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企业并购欧洲技术公司的现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3月1日刊发表了题为“西方如何看错中国”的封面文章,提出中国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证明西方过去25年将中国看走了眼, “中国的这一重大变化证明西方对中国25年的赌注失败”。为此,文章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称“容忍不当行为并奢望中国会变得更好,这是不合理的。西方勉强容忍中国滥权的时间越长,将来挑战他们的危险就越大”。[23] 出于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16+1”机制的担心,德国外长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一个欧洲”原则, 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时要“透明”、遵循欧盟的“标准”。[24] 澳大利亚一方面注重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从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是“大鲸鱼”,可能有一天将澳大利亚这条“小鲨鱼”给吃了。澳大利亚媒体掀起妖魔化中国的风暴,指控中国干预澳大利亚内政。[25] 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发展模式影响的扩大,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敏感微妙的时期。 
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正在发生实质的变化,正从以合作为主的经贸关系变成以竞争为主的经贸关系。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有更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2018年为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必须帮共和党候选人在关键的摇摆州拉票,唯有如此方可能保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大打“中国牌”、与欧盟等国的经贸“摩擦牌”,企图兑现2016年大选时“承诺”,将工作岗位带回“铁锈”地带各州。更为重要的动因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通俄门”调查、脸书事件及特朗普个人丑闻的关注,特朗普企图制造一系列国际危机转移国内视线。对中国、欧盟大打贸易战,偏袒以色列扩大巴以争端,轰炸叙利亚,在伊朗核协议上威胁退出、恢复制裁等,都可以看成是转移国内视线、提高个人民意支持度的举措,从目前看特朗普的这些行动取得了效果,其个人支持率超过了同期奥巴马的支持率。[26]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扩大,美国与西方可能会采取以下措施,相关措施可能陆续出台,比如,加强西方国家间协调,加强G7磋商机制;在地区层次,有可能落实印太战略,试图建立亚洲版北约;加强国防开支,推动军队进一步现代化;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搞所谓“前置”通关措施,美国土安全部可能派员驻台;美国考虑重返TPP,在国际经贸规则上孤立中国,力图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等。 
五、中美贸易战的前景 
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列出八种可能的前景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可能性是中美相互发出制裁威胁,但是在谈判中相互妥协,双方后退一步,利用谈判解决分歧,避免了贸易摩擦的升级。这是1990年代美国利用“301”条款施加中国的模式,当时,中方除了一次没有公布对等的反制裁方案外,其他摩擦均公布了反制裁方案。据现场谈判人员介绍,中美谈判官员在中国对外经贸部大楼进行谈判,在规定到期日各大国际媒体都在焦急等待消息。早在规定时间晚上12点钟前达成协议,谈判大厅里已是欢声笑语,但为了刻意制造一种紧张气氛,新闻发布会直到最后一刻才召开。考虑到本次经贸摩擦起因复杂,加之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特殊性,第一种情景的可能性是低至中。 
第二种可能性,美国威胁制裁并将大规模制裁清单付诸实施,中国不肯让步,进行对等报复,贸易战不断升高。可能性是中度。 
第三种可能性,美国威胁大规模制裁,中方部分满足美国要求,美国暂时满意,可能性中至高。 
第四种可能性,美国大规模制裁导致美国物价上升,消费者与进口中间品成本升高导致民怨沸腾,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压力下妥协。中国输美产品物美价廉,是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是国际价值链条的重要环节,中国产品价格升高,将导致美商进口中间品成本上升。这种可能性低至中度。 
第五种可能性,美国实施对华制裁,但因“通俄门”、脸书事件、个人丑闻,特朗普本人被弹劾下台,中美摩擦得以缓和。这种可能性为低。 
第六种可能性,美国对华制裁引发欧盟、日本、印度等跟进,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遵守WTO规则,开放市场,中国妥协。可能性低至中度。 
第七种情况,中国在西方国家联合压力下不肯让步,宣布退出WTO,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以发展中国家与部分发达国家参加的新的国际贸易组织。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压力的最有效手段。当然,极端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可能性低。 
第八种情况,中美经贸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动荡,中美在世界压力下为挽救全球经济,达成妥协。这种可能性低至中。 
以上可能情况中的不同因素可能相互交叉并同时出现,将影响最后的博弈结果。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 
六、中美关系的未来选择:修昔底德陷阱与全球治理合作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 
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怎样给中国留出发展的空间,让中国人感到美国是尊重中国的,真正落实美国政府过去的说法“欢迎”中国的崛起。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在中国周边地区维持将近400个军事基地和设施,中国人自然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美国权力精英的反思是,过去“接触”中国的政策遭遇失败,它不愿意改变过去不平等对待中国的做法。一些人甚至提出从现在开始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战略。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政策发生变化了吗?中共十九大、2018年两会领导人的讲话与文件都坚持“和平发展”、“不称霸”的政策,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外政策目标与动机非常明确。中国需要向美国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目标不是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致力于构建新的国际体制,而是继续推动中国与现有体制的深度融合,推动对现有国际体制的改革,扩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中美未来关系面临两个前景的选择。一是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中美可在全球治理框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维护共同利益。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保持全球和平稳定、维护全球开放贸易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在过去较好地处理了彼此的关系,利害关系与共识都在不断增加,中美在G20框架内开展的合作取得不小的进展,美国也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让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另一个前景是所谓的中美经济逐步“脱钩”。部分美国人士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即中美经济“脱钩”,各自构筑自己的体系,未来可能发生严重对抗。两边摆脱相互依赖的关系,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可能回到冷战时期,即斯大林当年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脱钩”代价巨大,并非中美现实的选择,因为过去40年建立起来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脱钩”代价大。在世界经贸格局中,五年前美国是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7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仍然是7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13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变化说明中美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在国际安全领域,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体系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其主导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构筑一个开放、公平、包容的新的国际安全体制是世界长治久安的要求与需要。 
总之,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有众多共同利益,谁也离不开谁。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恐惧,不仅是两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社会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较量,中美应加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对话,消除误解。中美间国家治理模式,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产业政策等趋同与冲突双向发展同时上升,现阶段冲突大于趋同。中国发展变化过于迅速,美国很多人包括中国问题专家感到难以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当前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对等性、平等性在增强,中国在更强实力基础上与美国打交道,中美贸易战最终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单方面妥协可能性较低。两国领导人的风格也对双边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中美双方必须了解,美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离不开中国,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离不开美国。过去一百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始终在四分之一左右,未来也可能是这样,只不过中美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缩小。中美之间差异大,相互之间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十分重要。另外,由于技术竞争、战略竞争提前到来,中美关系未来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中美“新冷战”不能完全排除。从长远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与开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讨论、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应是代价最小的出路。正如中国“入世”后取得成就表明的,中国加大改革开放与美国的经贸要求并不完全对立排斥。最后,记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忠告,“中美要防止重蹈一战前英德关系的覆辙。” 他强调,中美领导人应该清楚认识到,中美两国谁都不能改变对方,都不要期望完全改变对方,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防止重蹈一战前英德关系的覆辙。[27] 
[1] 本文是在作者于江苏省国际友好促进会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扬子江论坛上发表的题为《中美贸易战与经贸关系前景》的演讲(2018年4月13日)基础上改写而成,作者感谢论坛主办方的支持。 
[2] USTR,”Section 301 Report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March 22, 2018, see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3] 周远方:“欧盟、日本要求与美国一起向WTO状告中国”,观察者网,2018年4月6日,见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8_04_06_452830.shtml. 
[4] Derek Burney and Fen Osler Hampson, “How Canada can win on NAFTA: Remain calm, ignore Trump’s bluster, ” The Globe And Mail, December 22, 2017, see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how-canada-can-win-on-nafta-remain-calm-ignore-trumps-bluster/article37413248/. 
[5] Robert Delaney and Zhenhua Lu,“Did Trump back-pedal on plan to hit China with trade sanction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5, 2017, see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05351/did-trump-back-pedal-plan-hit-china-trade-sanctions. 
[6] Lingling Wei :U.S. AsksChinafor Plan to Reduce Trade Deficit by $100 B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2018, see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tweet-on-china-trade-understates-u-s-demand-officials-say-1520514514. 
[7] “一文读懂美国对华500亿美元产品征关税:剑指中国制造2025,“ 腾讯财经2018-04-04, 见https://finance.qq.com/a/20180404/006440.htm. 
[8] 2018年3月26日,中国驻WTO大使张向晨在世贸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就美国“301”调查发言,谴责美国保护主义行径。发言全文见“张向晨大使在WTO谴责美国保护主义行径”,商务部网站,2018年3月27日,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er/201803/20180302724029.shtml. 
[9] Tom Mitchell and Sam Fleming, “China steps up effort to avert US trade war," Financial Times, MARCH 26, 2018, see 
https://www.ft.com/content/1d56221c-30bb-11e8-b5bf-23cb17fd1498. 
[10] 2017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进行调研,访谈对象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会、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以及主要智库。他们主要的抱怨是,美国企业过去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中国政府热烈欢迎美资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他们不再受中国的欢迎。他们强调,近些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限制越来越多。 
[11] Mark Magnier and Josh Chin, “U.S. Firms in China See Chance for Reset on Market Acces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6, 2017, see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irms-in-china-see-chance-for-reset-on-market-access-1487157708. 
[12] 涂恬: ”美媒:2018中国消费力赶超美国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 中国日报网, 2018-01-12, 见 
world.chinadaily.com.cn/2018-01/12/content_35491368.htm. 
[13] 美国前贸易谈判苏珊 施瓦布(Susan Schwab)的观点, 见中国全球化智库(CCG)座谈会发言,2018年3月, 北京。 
[14] USTR,”Section 301 Report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March 22, 2018, see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15] “‘中国制造2025’是透明的开放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04-04,见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181/zy38185/Document/1626850/1626850.htm. 
[16]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第208-271页。 
[17]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18] 同上。 
[19] 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财经_腾讯网,2018-03-24,见 
https://finance.qq.com/a/20180324/012801.htm. 
[20] “中美‘贸易战’第二天 楼继伟 库克等大佬说了啥”,《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3月24,见 http://domestic.firefox.sina.com/18/0324/19/50ZQMSHD9PN71EWB.html. 
[21]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22]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25日,见 
[23] “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 Economist, March 1, 2018, see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7517-it-bet-china-would-head-towards-democracy-and-market-economy-gamble-has-failed-how. 
[24] James Kynge and Michael Peel, “Brussels rattled as China reaches out to eastern Europe,” 
Financial Times, Nov 27, 2017, see https://www.ft.com/content/16abbf2a-cf9b-11e7-9dbb-291a884dd8c6. 
[25] Christopher Walker, “‘Sharp power’ on the rise but democracies are missing the point,” The Australian, February 6, 2018, see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sharp-power-on-the-rise-but-democracies-are-missing-the-point/news-story/65addb0a63c975fda118a040e09771ca. 
[26] Rebecca Perring, “Donald Trump""""""""s approval ratings HIGHER than Obama""""""""s at this stage in his term,” Express(UK newspaper), Apr 3, 2018, see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940784/Donald-Trump-approval-rating-poll-Barack-Obama-US-president. 
[27]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10年9月12日参加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日内瓦召开的全球战略回顾会议上的言论,该次会议 基辛格的演讲全文,见“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Global Strategic Review Speech,” 
IISS, September 10, 2010,see https://henryakissinger.com/speeches/091010.html. 
2018-06-21文章来源:爱思想网2018.10.29.转载自WTO咨询网

  3.WTO成员誓言改革补贴及争端解决规则 应对国际挑战
面对可能使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瘫痪的美国一些做法,来自12个国家和欧盟的高级贸易官员周四誓言改革WTO规则,并解决华盛顿所抱怨的一些补贴问题。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会的这些官员们称,他们“共同决心采取快速协调的行动”,解决WTO面临的挑战。
“当前WTO的情况难以持续。我们改革的决心必须辅以行动,”官员们在持续一天的会议结束后发表公报称。
美国和中国未获邀请与会共商改革大计,但加拿大贸易部长卡尔表示,他将向他们通报会议结果,并努力说服他们加入改革行动。
卡尔承认,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支持,WTO的改革无法推进。
卡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并称所提的各项改革建议最终将服务于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与会官员来自加拿大、欧盟、日本、巴西、墨西哥、澳洲和其他七个国家,他们同意在2019年1月再次开会以评估进展情况。
他们的建议缺乏具体细节,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消除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受理机构新法官的任命所遇到的障碍。
公报并未直接提到美国阻碍新法官的任命。美国一直抱怨,上诉受理机构过去的很多裁决超出了法官的权限,不公平地偏袒其他一些成员国。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让争端解决机制回到正轨。如果规则不能执行,要那些规则又有什么用呢?”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贸易部长说。该部长要求匿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威胁,若WTO改革没有取得进展并更公平地对待美国,就要退出这个已有23年历史的贸易组织。
卡尔在渥太华会议上表示,WTO同意将考虑“替代”方式来解决争端,包括调解。
贸易官员们并表示,他们承认“有必要解决因补贴和其他工具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指的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经济体对当前WTO反补贴规定的指责。
声明指出,官员们关切WTO成员国遵守补贴知会要求的过往记录,并敦促加强对各国贸易政策的监督和透明度。
WTO还誓言“恢复”WTO停摆已久的谈判功能,呼吁在2019年完成限制渔业补贴的谈判。
墨西哥经济部副部长Juan Carlos Baker表示,全球领袖在下个月的亚太峰会及20国集团(G20)峰会,将两度有机会敦促美中等国。
“我们将不会浪费任何政治活动上的机会……我确信我们将利用这些场合谈谈我们正在做的事。”他受访时说。(2018-10-26文章来源:路透中文网)2018.10.29.转载自WTO咨询网

  4.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补贴规则新形势
作者: 廖凡 
●公共机构认定、农业补贴和渔业补贴三个领域国际规则的近期发展,充分体现了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我国需要就此三方面作出应对。
●要充分运用WTO既有规则,对部分国家频频挥舞反补贴大棒予以坚决有效的反击,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积累更多的于我有利的案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国内补贴实践,对一些不规范、不严谨、不统一的做法予以更正或调整,提高相关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水平。此外,以更加开放和前瞻的心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或重构,根据现实情况妥善选择立场,提出更多符合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中国方案”。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日渐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中,中国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对我国而言,面临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的定性问题。而作为WTO规则谈判的一个专门议题,渔业补贴问题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也是相关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农业补贴则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议题,突出反映了补贴领域的南北矛盾。
公共机构认定与国有企业定性
根据《补贴协定》第1.1(a)(1)条,补贴提供者分为三类,即政府、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对于何谓“公共机构”(public body),《补贴协定》和其他WTO协定均无明确定义。实践中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是否属于公共机构,其所从事的贷款、参股、贷款担保以及向下游企业提供货物或服务的行为,是否因此构成《补贴协定》所规制的补贴。
围绕这一主题,在WTO争端解决实践和成员方的反补贴调查实践中发展出两种基本的认定方法,即所谓“政府控制说”和“政府权力说”,并由此形成分别以美国、欧盟为代表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两大阵营。
在“美国-双反措施案”中,WTO上诉机构首次提出并运用“政府权力说”,否定了专家组基于“政府控制说”而对中国国有企业所作的公共机构认定。WTO上诉机构强调,在判定特定行为是否系公共机构之行为时,必须评估该实体的核心特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且必须集中关注与该实体是否被赋予或行使政府权力这一问题有关的证据。仅凭政府对某一实体的所有权和控制并不足以确定其构成公共机构,还需考察其他方面;在中国政府所质疑的12 起反补贴调查中,美国商务部仅基于相关国有企业是由中国政府所有或控制即认定其为公共机构,不符合《补贴协定》第1.1(a)(1)条之规定。
在美国等发达成员看来,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首要表现就是政府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后者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可能不受政府的指示和干预,其所投入的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场定价。
从2006年美国以反补贴手段遏制中国经济竞争力以来,中国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应对水平有所提升,运用WTO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显著增强,通过“双反措施案”、“热轧碳钢案”和“反补贴税案”,在WTO争端解决中确立和巩固了“政府权力说”这一对我较为有利的公共机构认定方法。尽管如此,一些障碍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首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未明确界定何谓“政府权力”,也未明确列举判定某一实体是否“拥有、行使或被赋予政府权力”时需要考察的相关要素。这种高度依赖个案分析的进路固然有其合理性,但难免给公共机构的认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即使是基于不掺杂过多“控制”要素的相对纯粹的“政府权力说”,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也远非高枕无忧。例如,在“双反措施案”中,尽管上诉机构总体上否定了“政府控制说”以及美国商务部据此作出的中国国有企业构成公共机构的认定,但维持了后者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构成公共机构的认定。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商业银行法》第34条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履行政府职能的证据。最后,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创造了“国营企业”这一新术语,将之宽泛地界定为“缔约方所有的或者通过所有者权益控制的企业”,以之取代“公共机构”作为补贴主体。
南北矛盾下的农业补贴
《农业协定》的国内补贴规则总体上倾向于发达成员。在现行农业补贴国际规则体系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处境地并不十分有利。
在2001年加入WTO时中国即已明确承诺对农产品不维持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主动放弃了《农业协定》所规定的“特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种“超WTO”(WTO plus)义务。中国在加入WTO时所确认的“黄箱”微量支持水平为8.5%,虽然高于发达国家5%的比例,但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允许的10%的比例。此外,尽管我国并无大规模农业国内补贴的传统,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近年来逐步加大了对农业和农产品的补贴和扶持力度,这些国内支持政策和措施正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标靶。
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案中双方的关键分歧在于,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是否属于“黄箱”政策,以及与此相关地,8.5%的微量支持水平如何认定。
中方认为,对重要主粮的国内支持是保障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的合法权益;同时,按照《补贴协定》所规定的相关农业补贴项目,中国向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提交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中历年农业补贴总量均未超过承诺水平。美方则认为,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等也属扭曲贸易的“黄箱”措施,而《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的统计指标却未将其涵盖在内,亦未作出解释,因此中方所计算的农业补贴总量不足以令人信服。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本案都反映出我国在农业国内支持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农业的系统化法制化水平不高,《农业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主要依据中央文件,地方在实施中又有不同做法,不够明晰和统一,易于授人以短。其次,补贴分类较为笼统,实施中不够细化,以致出现虽然综合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逾限,但针对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量却超过“微量”水平的可能。第三,国内各相关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导致某些农业支持措施的预期定位与实际性质错位,空担“黄箱”之名而行“绿箱”之实。
贸易与环境问题交织中的渔业补贴
渔业补贴是多哈回合规则谈判中一项单独的专门议题(其他两项是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渔业补贴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造成渔业补贴特殊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WTO框架之外,作为区域贸易协定的TPP已经率先对渔业补贴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TPP第20章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愿望,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议题尽可能纳入其中。简言之,TPP禁止向特定捕捞活动(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和向特定渔船(从事IUU捕捞)提供的补贴,其关注重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4.6项是一致的。
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生产大国、水产品贸易大国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也是渔业补贴大国,WTO渔业补贴纪律可能的发展演变与中国息息相关。从在渔业补贴谈判中的过往表现看,我国总体上与发展中国家立场接近,向规则谈判小组递交的提案也着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国内对渔业补贴的态度和方法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突出反映在油价补贴这项渔业补贴“大头”的调整上。2015年6月,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 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比照国际规则解读,上述政策调整实质上包含两层核心意思,一是避免提供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二是减少潜在的可诉性补贴,提高研发、培训等不可诉补贴的比重。
应对补贴规则的几点建议
公共机构认定、农业补贴和渔业补贴三个领域国际规则的晚近发展,充分体现了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就中国而言,大体可以做出三方面的应对。
一是充分运用WTO既有规则,对部分国家频频挥舞反补贴大棒予以坚决有效的反击,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积累更多于己有利的案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国内补贴实践,对一些不规范、不严谨、不统一的做法予以更正或调整,提高相关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水平,避免授人以柄。三是以更加开放和前瞻的心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或重构,根据现实情况妥善选择立场,提出更多符合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中国方案”。
具体来说,在公共机构认定问题上,我国首先应当坚持“政府权力说”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其他成员无视、偏离或挑战这一方法的现实做法予以坚决回击,力争通过积累更多胜诉案件,使得制度层面的“公共机构”轮廓更加清晰。其次,应当全面梳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注意措辞;在相关立法、执法工作中也需要更加谨慎,以免授人以柄。第三,尽管TPP现因美国退出而前途未卜,但作为高标准的“21世纪贸易协定”,其规则示范效应仍不容忽视。我国对此应引起重视并妥为准备,对TPP国企条款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判,以期在相关规则的未来发展中占得先机。
除在当前的“中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案”积极应诉,力争取得对己有利的裁决结果外,还应考虑从如下几方面完善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第一,借鉴美国《2014年农业法》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尽快修改《农业法》,在现有第六章(“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基础上充实完善,建立系统化、具体化的农业支持和补贴法律体系。第二,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支持政策时集中决策过程,加强部门协调,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合规性。第三,完善中外信息沟通渠道,提高补贴政策措施透明度,与主要贸易伙伴就补贴的分类标准和具体认定等取得更多共识。第四,充分利用WTO规则空间,并借鉴欧美成熟经验,提高国内支持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水平,减少受限于额度的“黄箱”措施,更多地探索“绿箱”和“蓝箱”措施,合理规避“微量”约束。
随着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渐下降,对渔业的扶持措施可以更多体现为对渔业基础设施和渔民的保障和扶持,基于产量而提供补贴应当逐渐减少乃至废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应当成为我国制定渔业补贴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此而言,我国在渔业补贴问题上的立场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立场也许会渐行渐远。在可持续发展和禁止非法捕捞日益成为国际共识的大背景下,形成以此为基础的渔业补贴新规则也许是大势所趋。不妨以更加开放和前瞻的心态参与到渔业补贴规则的谈判之中,提出符合自身地位和利益的负责任方案,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研究员)2018-08-01来源:经济参考报

  5.哈萨克斯坦商标保护制度概述
2018年7月3日,一部用于“对涉及改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的某些法案进行修订和补充”的法律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正式生效。
这次的修正案不仅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调整,同时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制度。因此,哈萨克斯坦本次修订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知识产权立法、简化知识产权注册工作的流程、消除法律上的漏洞以及清除掉某些会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带来行政障碍的规定。
总而言之,这个法律几乎针对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作出了调整,而本文将着重介绍下商标领域的变化。
其中一个历史性的改变就是引入了单级的知识产权注册制度,并以此替代了此前的两级注册制度。此前的两级注册制度会同时涉及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以及其下设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而现在,只有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才能履行监管职责(但涉及到指明商标的工作除外)。
从这部法律所作出的调整来看,人们需要留意到下列事项:
权利穷竭(exhaustion of rights)的区域原则:这个原则曾经是在国际法律框架中提出的,而现在哈萨克斯坦则直接将其写入到本国的商标保护法律中。
缩短审查时间:商标申请的形式审查时限由此前的1个月缩短到10个工作日。而实质审查的时限则由此前(自商标注册申请日后)的9个月缩短到最多7个月。
商标证书:现在,商标权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在出台上述法律之前,相关权利只能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商标注册局所提供的一份简报来确认。
申请公开:此前,哈萨克斯坦的公众只能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已注册的商标。而根据新的法律,人们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上还可以查阅到各个商标申请。
法律对“假冒产品”做出了界定:根据这部法律,“假冒产品指的就是那些在未获得正品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便贴上了可能会造成混淆的商标或标志的产品及其包装”。此前,没有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做出过类似界定。
赔偿或者补偿:根据新的法律,权利持有人有权要求过错方按照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进行补偿。在此之前,赔偿金额都是基于损害的性质以及正品市场价值确定出来的。
清晰界定了同意书的形式:此前,相关法律并未对同意书的形式作出规定,因此这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很多困难。明确了商标权的确立时间:根据新的法律,申请人在国家商标注册局完成商标注册后,其便拥有了该商标的独占权利。(编译自:www.mondaq.com)文章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8.7.30.

  6.中国应对WTO规则体系改革的策略选择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笔者在《美欧联手推动WTO改革的愿景和现实困难》(澎湃新闻,2018年9月25日发布)一文中指出,在美国的推动下,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等美国的盟友正在联手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的改革。为响应美国的改革倡议,欧盟甚至于9月18日正式公布了一份题为《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WTO Modernisation)的概念性文件(concept paper),系统提出了欧盟设计的WTO改革方案。 
从现有的公开资料看,欧美等国不仅可能着手改革由《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 1994)所确定的关税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还可能在未来的协定中更加强调公平贸易原则;为保障这一原则的实施,欧美国家应该会将其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并通过修改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国有企业和补贴进行限制。 
面对正在启动中的WTO规则体系改革和美欧可能提出的改革建议,特别是明确针对中国的举措,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下进行简要论述。 
一、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在应对WTO规则体系改革方面,尤其是在对待美欧可能提出的改革建议方面,中国处在比较有利的主动地位,至少可以采取合作和不合作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一)合作策略 
中国毫无疑问可以采取合作的策略,支持美欧提出的改革建议。WTO本身就是各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和妥协产生的,自然也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对现有规则体系进行改革。因此,中国完全可基于美欧提出的改革建议,与它们商讨WTO规则体系的改革问题,并通过与它们反复协商、讨价还价达成特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合力推动WTO最高决策机构即部长理事会顺利通过相关改革方案。 
众所周知,WTO在推动当今国际贸易秩序的构建和国际贸易的健康和顺利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经过过去二十几年的实践,也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机构臃肿、决策效率低、上诉机构不按程序规定期限审结案件等。因而,有必要对WTO规则体系进行改革。所以,中国完全可以与欧美和WTO其他成员国紧密合作,推动对WTO机制实施改革。 
(二)不合作策略 
中国也可以采取不合作策略,否决美国与其盟友可能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其一,行使否决权具有合法性。 
中国行使否决权,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这是WTO“协商一致决策原则”赋予中国的权利。“协商一致决策原则”是WTO协定确定的最基本的决策方式。 
这一原则来源于《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 1947),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每个成员国对决策事项投赞成票时,相关决议才被视为通过,否则即被视为没有通过;即使仅有一个成员国投票反对,也是如此。WTO相关法律文件进一步扩大了“协商一致决策原则”的适用范围。尽管WTO规则也规定:在无法适用“协商一致决策原则”时,也可以适用多数票表决机制。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一个决议事项是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做出的。 
WTO协定确定的唯一例外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反向协商一致原则”,即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反对专家组或上诉法庭的裁决时,该裁决才被视为没有通过。 
可见,“协商一致决策原则”已经成为WTO最重要的决策方式。美欧提出的三方面建议均属于对WTO现有法律文件如GATT 1994、《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上诉机构程序规则的重要修改,自然应该由WTO部长理事会根据“协商一致决策原则”做出决定。在部长理事会讨论是否通过美欧的建议时,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投票权来否决它们的建议。 
其二,行使否决权的合理性。 
中国也有充分理由来反对美欧提出的上述改革建议,因为美国的改革建议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利益。就进口关税税制改革而言,美国的相关建议不仅将大大加重中国的关税减让义务,而且无论是“同一产品相同关税”还是“零关税”建议,都要求中国对根据GATT 1994第2条做出的关税减让承诺进行重大修改;而关税减让本身便是通过成员国之间谈判确定的。就《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条第1款中“公共机构”的界定和“零补贴”建议而言,由于相关修改将主要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如果修改成功,将大大增加中国对国有企业承担的义务,也将大大加大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难度。所以,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投反对票,来否决美欧等方面提出的改革建议。 
二、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利弊比较 
如上所述,中国可以任意采取合作或不合作两种不同的策略。接下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应该采取哪一应对策略?决定取舍的考量标准应该只有一个,即哪一策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究竟采取哪种策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呢?以下试图通过比较采取两种策略可能带来的利弊,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利与弊 
采用不合作策略自然会给中国带来特定的利益。例如,可以阻止美欧等方面通过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WTO改革方案,可以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不惧美国、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强国形象。但采取这种不合作态度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其一,美欧有可能因此而退出WTO。 
早在竞选总统阶段,特朗普就多次暗示WTO对美国不公。在其就任美国总统后,其身边的幕僚匿名透露,特朗普威胁退出WTO的次数已经超过百次。今年7月初,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时再度称:“假如它们(WTO)不适当地对待我们,我们将采取一些行动。”为缓解国际社会对美国退出WTO的担心,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就此表示,特朗普真正关注的是通过与具体国家和组织的不断协商来完善WTO机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也对媒体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了解有必要对WTO进行改革,美国也将关注其改革的走向,所以目前讨论美国退出WTO为时稍早。2018年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再次批评WTO不公平对待美国,并声称:“如果WTO没有改进的话,我就会退出。”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上述意见至少说明以下两点:首先,退出WTO是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预备方案;其次,能否对WTO规则体系成功进行改革,应该是影响美国是否退出WTO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美国推动的WTO改革能够顺利实现,美国便不会退出WTO,否则美国便可能将其退出的威胁付诸实现。 
其二,美国会因此而加快推动“零关税、零补贴自由贸易协议”的进程。因为WTO采用“协商一致决策原则”,美欧等方面知道它们的WTO改革计划可能因此而遇挫夭折,特朗普也在为此种情形作积极的准备。无论是与欧盟商讨建立“零关税、零补贴”自贸区,还是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商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与日本启动双边自由贸易框架协议,与韩国更新《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均是美国为退出WTO而采取的准备措施。 
通过签订以“零关税、零补贴”为特征的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试图构建一张能够取代WTO的“自由贸易协定网”;一旦这张网编织成功,而且由这一“协定网”覆盖的市场足以取代目前美国在WTO成员国中的主要出口市场时,美国便应该会放弃WTO。 
这一天何时到来,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美国正在编织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网”何时能够建成;其次,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市场还能维持多久。就第一个因素而言,美国自然会不断加速织网的进程,而且其织网的快速程度会超过国内学者的预期。以下因素决定了这一点。 
其一,美国已在签订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它不仅于今年顺利与韩国签订了新版《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国内不少学者和主流媒体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在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依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双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美国于9月30日宣布: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已经签署了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对中国尤其不利的是,该协定包括了一个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即任何协议方不得单方面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旦签订,便自动退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其二,美国已经初步建成了限制非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机制的联盟。今年9月28日,美国、欧盟和日本达成协议,三方将在WTO框架内对中国国有企业和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协调行动,以便推动WTO采取相应的限制性措施。实际上,欧盟在9月18日公布的《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这一概念性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限制国有企业和补贴的建议。另外,今年10月4日至5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与会者也通过了有关“有关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的指控”。这些均表明:美国正在不断寻找和拓展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共同价值观应该可以方便美国加快建立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网。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中国目前无疑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当然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由此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有着比较雄厚的购买力。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企业产销需求旺盛。 
一旦美国退出WTO,欧盟、日本、韩国等美国的盟友势必追随美国。因为“零关税、零补贴自由贸易协议”已近将它们捆绑在一起,而且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美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取代美国的市场。 
(二)采取合作策略的利与弊 
中国积极支持美欧提出的WTO改革建议,同样有利有弊。 
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可能因此而在国际上失去面子。因为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层层升级的情况下,中国还支持由美国主导的WTO改革,世界上相当多数不满美国贸易政策和主张的国家可能对中国形成异样的看法,中国人心里也会觉得闭屈。 
但是,采取合作策略,支持美欧改革WTO的建议,应该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一点。 
一方面,支持美欧等方面的改革动议并不等于中国必须完全接受这些建议,相反,中国可以要求修改那些可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改革内容,同时通过积极磋商提出中国自己的相应改革建议。从本质上说,WTO相关法律文件是成员国共同商定的瓜分国际贸易市场的规则。通过参与和合作,中国可以防止WTO决策机构通过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改革方案,并尽可能推动新型WTO规则体系朝对中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在WTO规则体系改革方面与美欧合作,并推动这一改革走向成功,当可以避免美欧等相关方退出WTO,进而避免陷入自身与世界主要贸易伙伴形成对立关系的困境。 
三、结语 
由以上所述可知,无论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均有利有弊。比较而言,采取支持美欧改革WTO的合作策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由此中国不仅可以影响谈判和改革的内容,可以大致上维持现行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而且可以防止自身涉外贸易关系退回到加入WTO之前的状态。所以,笔者建议中国采取支持WTO改革的策略,与美欧等方面合作,共同推进WTO规则体系的改革。 
当然,如上所述,WTO相关法律文件是划分国际贸易市场的规则,对其进行改革便意味着国际贸易市场及其利益在各成员国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既然如此,各成员国都要做好妥协和让步的准备。就中国而言,政府和学者应该考虑:美欧等方面的哪些改革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必须拒绝的?哪些现行WTO规则是必须修改的?最后,中国自己应该提出哪些改革建议?2018-10-11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       转载自WTO咨询网2018.10.29.

  7.美欧联手推动WTO改革的愿景和现实困难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笔者在《特朗普:“反自由贸易斗士”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规则的推手》(澎湃新闻,2018年8月7日发布)一文中提出如下观点: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采取了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挑战现行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其真实目的并不是抛弃WTO,而是迫使国际社会同意对WTO规则体系进行改革。 
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否会支持美国的改革方案呢?笔者在本文中将就此进行简要论述。为限制篇幅,本文仅限于分析欧盟、日本、加拿大、英国等美国主要西方盟友对WTO改革的态度,将从美国的盟友是否愿意对WTO进行改革和是否支持美国的改革建议两个方面展开。 
一、改革意愿 
对美国胁迫WTO的种种行为,绝大多数WTO成员国均表示反感。无论是国际主流媒体将特朗普称为“反自由贸易的斗士”、“孤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是欧盟、中国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均是很好的证明。但在美国不断的威胁和高压下,经过冷静思考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合作,推动WTO改革。 
这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欧盟明确表示了同意对WTO机制进行改革的意愿。 
为缓和与美国的紧张贸易关系,防止贸易战的恶化和升级,欧盟已于今年6月28日召开了一次专门的首脑峰会,讨论对WTO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一共识因为遭到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反对而没有通过,但是意大利总理反对的并不是共识本身,而是欧盟首脑峰会没有优先解决困扰意大利的难民问题。不仅如此,根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今年7月24日报道,欧盟委员会已在一份报告中明确向特朗普建议改革WTO,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和争端解决机制。 
第二,加拿大等国也同意对WTO进行改革。 
据路透社2018年7月28日报道,加拿大有意于今年10月举行一次专门讨论WTO改革的部长会议,届时将邀请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的商务部长参会。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邀请有相同意向的国家组成WTO改革方案拟定工作组,提出并形成具体的改革方案,然后再将该方案交由WTO其他成员国讨论。但美国和中国均不在受邀之列。 
所有这些现象均表明:美国的主要盟友如欧盟和加拿大不仅愿意推动WTO规则体系的改革,而且在认真考虑具体对WTO的哪些规则进行改革。 
二、关税机制改革 
尽管美国的主要盟友愿意对WTO规则体系进行改革,但这仅仅意味着:在美国的推动下,WTO规则体系的改革终于前进了一小步。 
WTO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在最近的讲话中也肯定了这一趋势。在9月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非常欢迎所有有意推动WTO改革的人提出改革想法和建议,并与其他成员坐下来进行协商,以便实现这一改革。” 
但美欧等国有意对WTO机制进行改革,并不等同于它们的具体改革方案是一致的。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美欧等国是否会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方案?WTO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无论是进口关税机制,还是国有企业和补贴问题,又或者是争端解决机制问题,都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笔者认为,美国和其西方盟友至少会在改革由《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所确立的WTO关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达成较多共识。 
先来看关税机制改革。美欧等国可能一起提出建议,修改GATT第2条及其附件所规定的关税机制。具体而言,他们会建议GATT第2条应该确认以“相同产品相同税率”取代现有的“相同产品不同税率”,并确认“零关税”原则。 
首先,美国应该会提出这一建议,因为GATT现行税制不仅确认“相同产品不同税率”,而且美国对相同产品承诺的进口关税税率通常要低于其他国家的承诺。 
以汽车进口税为例,美国向在欧洲组装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向欧洲制造的货车和皮卡车征收的税率为25%),欧盟向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税率为10%。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仅征收2.5%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的进口税却高达25%。特朗普认为:这样的税率机制不仅对美国极不公平,而且是对美国的一种歧视。为什么美国对欧盟汽车和中国汽车只能征收2.5%的进口关税,而欧盟却能对美国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中国却能征收25%的关税? 
实际上,美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今年6月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特朗普已向G7其他成员国提出过“建立一个零关税自贸区”的建议。在今年7月25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举行的会谈中,特朗普又向欧盟提出“建立一个欧美零关税、零补贴自贸区”的建议。这里的“零关税”在本质上便等同于“相同的产品相同的税率”,因为一旦欧美建立“零关税、零补贴自贸区”,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成员国,在从对方进口相同的产品时,均只能按相同的关税税率即“零关税”征收关税。  
其次,欧盟应该会同意美国提出的上述建议。在已经搁置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草案中,实际上已经取消了相同产品不同税率的机制。另外,欧盟已经同意与美国就建立“零关税、零补贴”自贸区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欧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上述建议,因为如果欧美能够就“零关税”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对相同的产品均只能以相同的税率即“零关税”征收进口关税。 
再次,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会支持美国的改革建议。在现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已经实现了各成员国就工业产品互免进口关税。根据1994年1月1日生效的NAFTA,各成员国必须逐步取消关税,除了加拿大允许保留数量有限的农产品关税外,各成员国必须在2008年之前取消所有关税和数量限制措施。由此可见,在北美自贸区涉及的三个成员国之间已经实现了“相同产品相同税率”和“零关税”机制。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理由反对美国将它们变成WTO的基本规则。 
此外,美国还在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框架协定谈判。鉴于日本已经和欧盟签订了零关税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日本也应该会支持美国的上述主张。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也应该会同意特朗普的上述改革建议,因为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相差不多,而且,它们均是自由贸易的得益者。 
三、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过分依赖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磋商程序几乎不起任何实际的作用;上诉法庭审案拖沓,逾期审结案件成为常态。 
根据上诉机构的程序规则,上诉法庭应该在60天内审结案件,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上诉法庭审理案件的时限可以延长至90天。但到目前为止,上诉法庭基本上没有遵守这一规定。自2013年以来,上诉法庭审理纠纷的平均期限为一年,在“美国飞机案”中,上诉机构共用了346天;上诉机构最近审理的三个案件,分别用了265天、207天和262天。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还有自己的不满,认为该机制是一场“灾难”,长期歧视美国,纵容其他成员国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因此输掉了一些本应该获胜的案件。因此,近两年来,美国一直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扰WTO争端解决机构启动“上诉机构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阻止任命新的法官,以至于上诉机构空缺的法官数额日益增加,目前只有四位在任法官,至2018年10月1日时,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下降到三人。且到2019年12月,另有两位法官的任期即将届满。 
由于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17条第1款规定,每一起上诉案件由三位法官组成上诉法庭共同审理,上诉机构的七名法官轮流组成法庭审理上诉案件,届时,上诉机构轮流审查争端的机制便无法正常运转,这必然会进一步影响WTO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美国采取上述激烈行为是为推动这一机制的改革。为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美欧可能会提出以下改革建议: 
第一,要求修改规范上诉机构法官的规则。 
在涉及规范上诉机构法官的规则方面,美欧可能就成员的资格和任期届满时继续审理的问题提出三方面的改革建议。
其一,增加上诉机构法官的人数。根据现行DSU的规定,上诉机构的法官人数为7人。由于在WTO成员国之间发生争议时,绝大多数争议方均对专家组做出的“裁定”提起上诉,故上诉机构的工作压力很大。但由于只有7名法官,而上诉的案件众多,上诉机构无力立即审理上诉案件,这使得延期审理的上诉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上诉机构的效率,美国可能提出增加上诉机构法官的人数,例如将目前的7名提高到9名,而且他们必须是全职法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在其内部拟定的WTO改革报告中已经确定了这一方案。 
其二,上诉机构法官的候选人必须具备多年专业执业律师或法官的经验。一方面,针对上诉机构法官的专业资格,DSU第17条第3款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据此,上诉机构的法官应该是得到公认的法律、国际贸易专家和协定涉及领域的专家。可见,DSU并没有明确规定上诉机构法官必须是经验丰富的执业律师,只要他(她)对法律、国际贸易和WTO协定涉及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均可以成为上诉机构的成员。从迄今为止的实践看,被选任为上诉机构法官的有政府高级官员、大学教授、执业律师或高级法官。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上诉机构的部分法官缺乏足够的法律专业素养,这使他们过分依赖上诉机构秘书处的协助。而秘书处不仅需要帮助这些法官概括争议各方的立场、争议涉及的法律问题,还要帮他们评估事实,甚至起草初步裁决草案。美国认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裁决的质量,而且是造成审理期限不断延长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美国很可能对上诉机构法官候选人提出法律专业资格方面的要求,如符合选任资格的法官不仅必须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教学,而且必须是在国际经济法尤其国际贸易法领域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或法官。 
其三,在法官任期届满时是否可以继续审理尚未审结的案件这一问题上,现行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委员会上诉案件审理工作程序》第15条作了肯定的规定。据此,当法官任期届满时,如其审理的案件尚未审结,该法官可以继续审理该案件,直至做出最终裁决。但此种延长应该经过上诉机构同意,并事先通知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这有利于提高上诉法庭的工作效率,因为任期届满的法官已经对案件的情况十分熟悉,如果不允许其审完该案件,而让一位新法官接替,这显然会延长审理期限,增加审理费用。 
美国对此规定很不满意,认为上诉机构法官任期届满时,应该即时终止其在上诉机构负责的所有工作。理由是,如果新任命的法官拥有与先前任期已经届满的法官相同的国籍,实际上就等于是允许一个成员国在这一重叠期间有两名法官,这显然违反了“每个成员国应该只有一名法官”的规则。 
欧盟未必会支持美国的这一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并不有利于提高上诉法庭的工作效率。如上所述,上诉程序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上诉程序拖沓和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如果采纳美国的建议,上诉法庭的工作效率将会更加拖沓和低效。
当然,美国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如果允许任期已经届满的法官继续审理其尚未审结的案件,同时按照上诉机构程序规则选任新的法官,是可能出现两名法官来自同一成员国的情形。这确实违反了“每个成员国应该只有一名法官”的原则。
但是,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例如:在某法官任期届满时,上诉机构可以按照现有规则遴选新法官或续聘该法官,但只有等到任期届满的法官审完相关的案件时,新选任的法官才能正式任职,并开始其在上诉机构的工作。这或许是欧美通过磋商和妥协能够达成合意的地方。 
第二,要求修改上诉机构的程序规则。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程序规则非常不满,因为这些规则在上诉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为此它至少会提出以下三方面的修改建议: 
其一,适当延长上诉法庭的审理时限。如上所述,目前上诉法庭逾期审结案件的情况十分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美欧应该会要求修改DSU第17条第5款的规定,即将目前60天审理期限改成90天。欧盟已经在其内部拟定的WTO改革报告中确认了这一建议。 
其二,将延长审理期限的决定权授予争议双方。DSU第17条第5款规定,如果上诉法庭无法在60天内提交报告做出仲裁,应以书面形式通知WTO争端解决机构,说明延迟的原因和估计提交仲裁报告的时间。据此分析,上诉法庭拥有延长审理案件期限的决定权,因为只要它想要争端解决机构提交符合形式要求的书面报告,审理期限便可以自动延长,这自然不利于上诉法庭提高效率。为解决这一问题,美欧可能建议,如果上诉法庭认为有必要延长审理期限,则必须得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 
其三,限制上诉法庭的审查权限。美国政府认为,在审案实践中,上诉法庭的行为存在诸多问题,重要的有:(1)上诉法庭对专家组裁决进行全面审查,不仅审查事实问题,而且审查法律问题;(2)在部分上诉案件中,上诉法庭不仅没有试图解决成员方所提交的争议,相反却对当事国没有提出的事项提出具有约束力的意见;(3)上诉机构越权扩大其解释权,在对同一规则有不同的解释时,只有得到其认可的解释才是有效的;(4)上诉机构还确立了先例原则,由此可能为成员方创设新的义务。 
为解决上述问题,限制上诉机构的权限,美国有可能提出以下建议:(1)上诉法庭只能将其审查范围限制在法律问题上;(2)上诉法庭审查和裁决的事项不得超过争议直接涉及的问题;(3)上诉机构只能根据WTO协定的明确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裁决,不得对WTO规则进行扩张解释;(4)上诉机构无权通过解释或裁决确立先例原则。 
对美国可能提出的以上建议,除了第(4)项以外,欧盟、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应该都会支持,因为这些建议基本上是中立的,客观上讲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诉法庭的工作效率,防止上诉机构肆意扩张其权力。 
但它们应该不会同意支持上述第(4)项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先例原则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同法不同解”和“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从而可以提高WTO规定适用的统一性。而且,美国本身也是实行“先例原则”的国家,其国内实行先例原则,却反对WTO争端解决机构实行这一原则,其反对的理由就不具有说服力。 
四、结语 
综上,除少数程序性问题外,美国和其主要西方盟友应该会在WTO关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面达成共识。 
客观分析,上述改革设想不仅符合欧美国家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提高WTO的效率和公正性。但那些改革设想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是WTO是根据“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决策的,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态度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能否顺利实现它们的改革方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018-10-08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

  8.全球贸易战视角下的后WTO时代
夏国涵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自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重新开打以来,最为舆论所关注的即是7月17日日欧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JEFTA)和7月25日美欧达成的贸易和解,一时间风声鹤唳,很多分析认为“美欧日经济联盟”即将达成,将联手向中国施压。果真如此么?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但窥一斑知全豹,可能世界贸易体系真的处在变革前夜。
特朗普对欧盟展现“交易的艺术”
首先笔者希望更正一个舆论误导:现在的贸易战并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而是全球贸易战,只不过中美两家体量最大,所以是风暴眼而已,但并不意味着欧日印俄等主要经济体全部置身事外。
特朗普在这次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谈判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所谓“交易的艺术”。从技术上讲,美欧谈判达成的结果简直是特朗普“空手套白狼”,对欧盟是极不平等的。从美欧联合声明和特朗普的讲话中不难发现:
美国仅仅以“将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这张“画饼”为威胁就把欧盟逼上了谈判桌,原因是德国占有世界汽车出口市场的20%,美国则是德国汽车的第一大市场,高关税将使德国工业心脏汽车业受到无法承受的打击,不得不开启同美国的谈判;
欧盟方面,容克承诺将进口更多美国大豆、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并承诺将开启欧美“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补贴”的谈判,实质就是重启中断了两年的TTIP谈判;
美国方面,特朗普同意暂时不会对汽车及零部件提升关税,并重新评估之前的钢铝关税,开启美欧贸易谈判。
不难看出,美国并未付出任何实际代价,仅仅撤销了尚未施行的汽车关税讹诈而已,换来的是欧盟真实的割肉:进口美国大豆弥补了一部分美中贸易战的农业损失,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为特朗普重启国内油气开发扩大了市场,而重启TTIP恢复了奥巴马时期企图使用新贸易框架绑定大西洋经贸关系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的全球战略:“联俄制中”与“美欧日单一市场”
特朗普上任近两年,其全球战略思路已经比较清晰:
安全领域,特朗普应该确实遵循了基辛格的建议,希图实质性缓和美俄关系,倒转冷战时期的“美中俄”战略大三角,形成“联俄抗中”的战略态势。问题在于:第一,美国内部反对力量使得特朗普整个任期内都看不到美俄关系缓和的可能性;第二,美欧俄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即北约存在的基础就是对抗俄罗斯威胁,如果美俄安全关系缓和,则北约存在的根基将动摇,届时欧洲何以自处;第三,普京的要价特朗普给不起,即承认克里米亚主权归属俄罗斯,并在叙利亚保留阿萨德政权的问题上让步。所以,一个反向的“美中俄”大三角战略一定会深刻影响“美欧俄”三角关系。
经贸领域,特朗普确实希望架空WTO,并组成一个“美国优先”原则下的“美欧日单一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正在进行两类尝试:第一,虽然对于前总统奥巴马各种不屑,但特朗普明显正在恢复奥巴马时期的“TPP(核心是美日)”和“TTIP(核心是美欧)”,在“欧日自贸区协定”达成之后,特朗普很快表态希望加入;第二,特朗普正在试图破坏既有的多边贸易框架,将核心盟友绑架到同美国的双边框架中来。
传统上,美国与其非北约盟友日本、韩国等都维系着 “伞形结构”的双边安全模式,即美国为伞轴,每个安全盟友各为伞骨的一支,当伞转动起来时,所有伞骨都围着伞轴转,且互相之间不发生联系。特朗普明显希望在经贸领域也能达成上述“伞形结构”:他曾不止一次公开支持英国脱欧,甚至在与英国首相梅会面时大肆称赞刚刚离职的英国前外交大臣、“硬脱欧”骨干鲍里斯•约翰逊。很显然,特朗普试图将英国脱欧当作一个典范,以此打散欧盟,从而分别与欧盟主要国家建立美国主导的双边经贸关系。4月马克龙访美期间,有报道披露特朗普曾以“优惠的双边贸易条约”为饵力权马克龙支持法国脱欧。
总之,特朗普正在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迫使其核心盟友(如英国、法国、日本)逐渐形成美国联盟体系内的“伞形双边贸易结构”,进而使这些盟友重新对美国形成安全依赖和经济依赖的统一,而非像现在这样安全靠美国,贸易靠中国。
“欧日自贸协议”:“美日欧单一市场”的先导还是“抱团取暖”增加抵抗力?
当7月17日“欧日自贸协定”达成的消息刚出来时,相关分析呈现两极化:要么认为欧日自贸协定是共同抗击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动;要么认为该协定是“美日欧”一体化的第一步,必将给中国制造业很大压力。笔者认为,“欧日自贸协议”其实仅仅是一个瓜熟蒂落的果实而已,只不过实在美国掀起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给欧日增加了“抱团取暖”的抵抗力而已。
“欧日自贸协定”谈判开始于2013年3月25日,2017年双方便已宣布达成共识,所以该协定并不是一个应激性的动作,而是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而该协定谈判同时伴随着TTIP和TPP的谈判,所以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部对冲选择。分析“欧日自贸协定”的细则,基本可以总结为“奶酪换汽车”,即欧盟出口日本的农副业加工产品享受免税,相应的,日本出口欧洲的汽车以及电信产品也将享受免关税。
因为欧日的经济体量很大,所以舆论分析过分演绎“欧日自贸协定”将产生的贸易影响。笔者倾向认为“欧日自贸协定”很可能被过分炒作了:首先,西欧和日本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在汽车等核心工业领域具有高度的同质竞争性,是天然的贸易对手,且日本汽车行业的非关税性壁垒很高,即使零关税欧洲车也未必能打开日本市场;其次,二者市场的本土依附性都很明显——欧盟多数成员国基本是德国产品的倾销地,而日本消费市场高度本土化且已经饱和,即使安倍经济学刺激多年效果也不明显。
笔者倾向认为,“欧日自贸协定”起初是欧盟和日本为应对美国TPP与TTIP而预制的一种保险措施,当下则是顺势“抱团取暖”增加各自风险承受力,以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冲击,至于该协定对于二者各自的经济促进作用并不会如媒体预期那样明显。事实上,欧盟和日本都有各自的小心思,无论是日中关系走近,还是中欧维护多边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的共同立场,都说明欧日并不希望在贸易战过程中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甚至欧盟更希望借美中大打贸易战的机会双边渔利,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利益既得方。
下一个问题:容克真的能够代表德法的利益诉求么?
有趣的是,美欧刚刚达成和解,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主动打脸这份协议,并坚称美欧在农业政策上不可能妥协,即使重启TTIP也仍然会卡在农业这个瓶颈。所以,尽管特朗普已经公开宣布欧盟将采购美国大豆,但欧盟既没胃口也没意愿吃下美中贸易战的“肉票”。
为何马克龙会如此表态呢?因为容克代表的是欧盟盟主德国的利益,而农业问题妥协会大大伤害法国的利益。美国为何选择汽车开刀?因为汽车是德国出口制造业的支柱,而德国同时又是欧盟经济上的盟主。特朗普威胁对汽车征高关税,摆明了是要以德国为突破口,逼迫默克尔在本国利益和欧盟利益中二选一,最终容克选择以牺牲欧盟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美国对德国网开一面,甚至答应重启停滞了两年的TTIP谈判。德国这种自私的行为当然触怒了法国,马克龙的逻辑很清楚:奥巴马时期TTIP谈了好几年也没成,现在该过的坎儿一样没少,凭什么觉得特朗普时期重启TTIP谈判就能谈成?法国作为欧洲农业第一强国,绝不会在对美农业谈判中妥协。
WTO的自我改革和后WTO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
当然,美欧和解和欧日自贸协定达成的背后确实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WTO的扬弃问题。WTO存在的意义不需多言,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多边贸易组织不存在问题,比如,WTO只是货物贸易框架,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也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框架支持,TISA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美国领导的改革并未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纳入考量;再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欧日明显利用WTO框架进行政治操弄,以为其对中国施行“第三国”原则保留借口。所以,WTO的改革客观上势在必行,这一点中欧日都是有共识的,问题是如何改的问题。如果美国不退出WTO,则WTO必定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改革,诸如美欧日一定都会同意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度,以防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盗窃”。综上,WTO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前景非常不明朗。
首先,WTO的扬弃问题。WTO存在的意义不需多言,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多边贸易组织不存在问题,比如,WTO只是货物贸易框架,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也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框架支持,TISA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美国领导的改革并未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纳入考量;再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欧日明显利用WTO框架进行政治操弄,以为其对中国施行“第三国”原则保留借口。所以,WTO的改革客观上势在必行,这一点中欧日都是有共识的,问题是如何改的问题。如果美国不退出WTO,则WTO必定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改革,诸如美欧日一定都会同意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度,以防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盗窃”。综上,WTO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前景非常不明朗。
其次,多边主义和区域贸易协定增殖。既然WTO改革问题重重,那么各主要贸易大国都开始另谋出路,除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主张“废多边,行双边”以外,中欧日俄印等大国均不会放弃多边主义,因为谁都不想独自面对美国被割肉。结果就是,WTO以外,众多区域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当舆论热烈讨论“欧日自贸协定”的时候,“欧盟-加拿大自贸协定”已经生效,算不算挖美国墙角呢?此外,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在进行这一轮一轮的谈判;RCEP很可能今年年底落地;本次金砖峰会延续了上届的“金砖+”模式,竟邀请了22国参会……众多例子说明,WTO之外,无数区域性的多边贸易替代选项正在渐次产生。
最后,我们是否正在进入“后WTO时代”?恐怕这个现实正在发生,将来无论是WTO实现自我改良,还是被废或被实质性架空,区域化的世界经贸格局正在逐渐取代全球性贸易框架。文章来源:中国网2018-08-06

  9.浙江嘉兴开发区成立首个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 
“创新”正成为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大驱动引擎。2018年一季度,全区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29.68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31.07%,同比增长10.3%;完成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24.87亿元,同比增长12.6%。2018年一季度,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投入技术(研究)开发费16205万元,同比增长65.6%。
商业秘密是高新企业能够形成市场优势的经营诀窍,是最核心、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于创新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当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加速跑”的发展时期,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开市场监管分局和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联合筹建的开发区第一家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于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指导站以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为宗旨,立足‘聚集、协调、服务、指导’四大功能,发挥企业商业秘密‘专职管家’的作用。”经开市场监管分局副局长、开发区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站长严浩表示,指导站的成立将有效提高区内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位于正原路上的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是开发区一家老牌企业,专业从事微波介质陶瓷元器件和卫星导航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作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佳利电子在新材料与核心元器件、物联网等技术领域不断研发、推出新产品,走出了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之路。从1995年成立至今,佳利电子从未停下科技创新的脚步,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从5%提升到8%,还相继建立了院士工作站、企业研究院和创客空间。
事实上,高新企业已经成为拉动开发区经济增长的一支有生力量。辖区内不仅有佳利电子这样的老牌高新禾企,还有创新型企业集聚的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截至2017年底,开发区有高新技术企业52家、科技型企业171家。在企业研发中心方面,全区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技术)中心已达35家,市级企业研发(技术)中心已达92家。
究竟什么是商业秘密呢?按照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此,商业秘密包括两部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如管理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经营信息;生产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图纸等技术信息。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商业秘密的财产价值和社会价值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窃取手段,商业间谍、黑客入侵、内鬼泄密……令人防不胜防。“一旦发生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将会给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严浩告诉记者,商业秘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命门。但是,很多企业对此虽有认识,却并不愿意花钱未雨绸缪,往往等到商业秘密被侵犯之后才想起去维权。有的企业则是亟需提供这样的服务,却苦于不知道怎么找,找什么样的合适机构。因此,成立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对开发区的企业来说意义重大。
据介绍,开发区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在智慧产业创新园设有专门的办公地点,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指导员负责日常工作,为辖区企业提供商业秘密保护咨询服务,将有效解决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不清楚、管理制度不健全、技术措施不符合标准要求、安全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使企业商业秘密得到及时有效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下设嘉兴位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鼎晶科技有限公司等16个企业联系点,搭建起企业和指导站之间一张常态化的“联络网”,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及时的商业秘密保护指导服务。
“我们今后也会陆续增加联系点的数量,将更多企业纳入这张‘联络网’的覆盖范围。同时,任何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有需求的开发区企业也随时欢迎主动加入进来。”严浩说。(邵婧彦)2018-07-13 来源:嘉兴日报

  10.拥抱新机遇 共迈新境界——欧洲国家热盼进博会
1978年5月,改革开放前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受到当地高规格接待。代表团发现,西欧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但处在萧条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感兴趣。
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不少欧洲企业就率先进入中国,拓展合作,抢占商机。桑塔纳轿车、西门子家电、空中客车飞机等众多“欧洲制造”登陆中国市场,改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给这些欧洲企业自身带来丰厚利润。
如今,随着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国内产业和消费升级换代,越来越多欧洲企业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活力和潜力。从智能制造,到优质农产品,再到环保技术,欧洲企业不断拓展和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共同书写新时代合作共赢故事。
即将举行的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无疑成为欧洲企业与中国深化合作的一个最新平台。
把握产业转型新机遇
10月9日,进口博览会上“吨位”最大的展品——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的“金牛座”龙门铣被运抵上海。
这个“大块头”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达200平方米,总重达156吨。目前,世界领先的机床精度大约在8微米,而这台机床精度达到4微米,能够加工汽车、航空航天行业的各种复杂零件。
面对首届进口博览会的邀约,包括瓦德里希科堡在内的大批欧洲企业都不远万里,拿出最领先、最优质的产品和技术:空客集团将把航天领域的领先产品摆上展台;芬兰推出了代表汽车领域前沿科技的生物概念车……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大国,产业升级、智能制造蓬勃发展。这给进入中国的欧洲企业带来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更大商机。对此,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赫尔曼有着深切感受。
1985年10月,西门子和中国政府签署协议,成为首批应邀与中国进行深入合作的外国企业。赫尔曼说,随着中国产业不断转型、提升和迈进,西门子与中国的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合作文件从多年更新一次,到五年更新一次,再到每年都加入新的内容。
近年来,双方合作核心内容已从传统工业电气领域,拓展到面向“十二五”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和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再到面向“十三五”的创新研发、智能制造、智能基础设施、可持续能源以及区域发展等。西门子还把具有德国“工业4.0”基因的智能化数字工厂建到四川成都,从管理、产品研发、生产到物流配送全程数字化。
与其他众多欧洲企业一样,西门子把技术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分享着中国发展的红利。如今,中国市场在西门子全球业务中愈加重要,2017年财年西门子在中国总营收达到72亿欧元。赫尔曼表示,未来,西门子将继续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推进中国工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进程。
抢占消费升级新商机
埃佩尔奈小镇位于法国香槟葡萄种植区的中心地带,有着“香槟之都”的美誉。“凯旋”是镇上规模较大的酒庄之一,在建于1834年的酒窖墙上悬挂着酒庄向世界各地出口香槟的年份牌。
酒庄第六代继承人弗洛朗·罗克-布瓦泽尔指着一块写有“Shanghai”(上海)的牌子自豪地说,“凯旋”香槟早在1921年就曾销往中国,现如今他正计划在年底前飞往中国,扩大对华出口。
“过去很长时间,香槟销往中国主要是满足在华的外国人,但如今高学历、高收入的中国年轻人成了主要消费群体,”他说。
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起中国香槟进口数量保持在每年100万瓶以上,2017年达到197.5万瓶,同比增长51.7%。
“中国的消费市场太大了,哪怕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品尝我们的香槟,那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空间,”法国阿波洛尼酒庄人员玛丽·洛里奥说。
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公共关系负责人菲利普·维布罗特表示,由于酿造工艺复杂且产量有限,香槟是葡萄酒中“奢侈品”,也是最能代表法式生活的葡萄酒。中国消费者开始拥抱香槟,代表他们对于生活品质、文化体验的追求和向往。
香槟走红折射出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变化。中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更是消费大国。随着中产阶级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更讲品质、更重体验、更有个性正成为消费升级新趋向,这吸引着来自日化、乳业等多个领域的欧洲企业各显其能,挖掘商机。
今年4月,欧莱雅正式签约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参展规模最大的日化企业。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铂涵说,欧莱雅集团将携旗下21个品牌的500余件产品亮相进口博览会,并发布4个中国首发品牌和1个亚洲首发新品。此外,欧莱雅还将发布AR美妆工具、代表新零售模式的美妆售货机等。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斯铂涵说,中国市场近5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消费者开始从实用性消费转变为美妆产品等享受型消费,“这对于欧莱雅而言是巨大的机遇”。
迈向合作共赢新台阶
首届进口博览会前夕,欧洲企业在华大笔投资引发广泛关注:宝马公司宣布对华增加投资30亿欧元,对现有生产设施和项目进行大规模改造,宝马成为中方放宽汽车行业合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个受益者;荷兰锂电池公司将投资16亿欧元在中国建厂,每年生产的电池可为数十万辆汽车提供动力……
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不断的背景下,欧洲企业出口中国的热情不减,一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二是对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有信心。
对于首届进口博览会,众多欧洲企业积极报名参展,更有不少企业已经确定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是一个积极信号,对宝马在华发展非常有利,”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说。他表示,中国放宽市场准入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欧洲各国和企业界看到,从逐步放宽汽车行业外资的股比限制,到大幅降低外国汽车和部分药品的进口关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不仅是“说到了”,更是“做到了”。
目前,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1月至9月,中国从欧盟国家进口额约2052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和欧盟双向投资稳步增长,双方于今年7月交换了中欧投资协定清单出价,标志着投资谈判进入新阶段,释放出中欧共同致力于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
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中欧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携手迈向更高层次的合作共赢。(参与记者:徐甜、朱晟、石中玉)
2018-10-26文章来源: 新华网

  11.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2018年10月29日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下一阶段,我们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此,应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更加重视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基本利益的对接;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重视推动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公平公正的治理体系;在增进参与国人民的直接利益上下功夫,更加重视增强普通人群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把提升质量放到突出位置,更加重视提升各类投资项目的质量与效果;加强大势研判和重点因素分析,更加重视强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应对;提升内外联动效应,更加重视与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协同对接。 
习近平同志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他还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指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也指明了今后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任务与具体路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应做好以下工作。
更加重视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基本利益的对接。合作的基础是理念认同和利益契合。“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正是因为它坚持开放包容、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所以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在短短5年时间里,中国同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思路、基本关切和核心利益与共建“一带一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各参与国自身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相得益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进一步注重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尊重其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变成相关国家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变成相关国家相互支持、共同提升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变成造福相关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助推器。
更加重视推动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公平公正的治理体系。5年来的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还是推动相关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反对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短视封闭行为的有力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平等参与、机会共享、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具有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非排他性等特质,从根本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无视国际规则和道义的行为;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天下大同的理念,追求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总之,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加注重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开拓发展机遇;更加注重加强南南合作等区域合作,大力援弱治穷减贫;更加注重维护弱小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提高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更加重视增强普通人群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质性进展,民心相通是关键,增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人民的获得感是保障。5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务实展开,落地实施了一大批惠及民生的项目,还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民生援助,在相关国家不断夯实民意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继续在增进“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人民的直接利益上下功夫。应注重梳理“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人民的诉求,着眼于“雪中送炭”,把合作项目建设及相关服务提供与普通人群最迫切的需要有效对接,把各类援助与解决普通人群最突出的困难紧密结合。应不断完善与参与国进行合作建设的路径和机制,采取有效方式吸引或推动各国人民参与其中,使其真切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实惠。此外,还要结合实际事例创新和优化宣传内容与方式,使参与国人民真正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推动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的“政府工程”,也是解决民生疾苦、为民排忧解困的“民生工程”,使共建“一带一路”贴近人民、深入民心,成为相关国家人民积极投身、自觉参与的“世界工程”。
更加重视提升各类投资项目的质量与效果。各类投资项目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各类投资项目建设的质量优劣。过去5年,我国发挥自身优势并结合相关国家实际,与相关国家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合作共建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形成了良好开局和初步合作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相关国家积极评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把提升各类投资项目的质量放到突出位置。更加重视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和项目建设,通过推动相关国家打通基础设施的瓶颈环节或构建枢纽性平台,推进相关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夯实项目所在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促进相关国家便利参与全球分工、在更广范围配置资源,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利益,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更加注重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水平提升,通过共组投资基金、共建产业园区、共造贸易链产业链等,利用先进科技,发展现代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水平提升,不断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形成品牌效应,严格论证、精心谋划、聚焦重点、精雕细琢,使每笔投资都能给所在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每项工程都拥有为人称道的口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世人的审视。更加注重协调发展,统筹考虑项目建设与生产生活生态,形成生产链条的无缝衔接、运作系统的有机配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真正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更加重视强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应对。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既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作为助推相关国家发展的“福祉工程”和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与支持。但我们也应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共建“一带一路”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风险。应加强大势研判和重点因素分析,密切跟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动向和相关国家情势变化状况,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交流,做到情况在胸、对策在手。深化对各类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微观环境分析,精准判断风险压力,提升化解能力,预先做好基础性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共同推进相关法制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和应急反应体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运作体制机制上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和风险防控能力。
更加重视与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协同对接。共建“一带一路”与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其他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能够形成内外联动效应,让各项战略更便于操作、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落到实处、带来实惠。各地区应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从各地实际出发,把握切入点和关键点,推动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对内对外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范恒山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18.10.29.

  12.中欧班列加速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五周年,中欧班列成为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的重要能量,带动着物流、商流、资金流快速发展,为贸易畅通架起了“金桥”。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中欧班列正快速发展,国内开行班列的城市在不断增多,开行班列的数量和到达的欧洲城市也在增多,在打通“商流”大动脉的同时,蕴藏着更大的商机。不过,中欧班列如何进一步降本增效也成为越来越绕不开的话题。
架起一带一路建设“金桥”
伴随着一声汽笛响,一列满载豪华轿车的火车从黑龙江大庆出发,经满洲里出境,途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到达比利时根特。这是中国首次通过中欧班列大批量出口欧洲汽车的物流项目,也是行业里的标杆项目。
负责该班列运营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薄世久介绍说,自2017年6月6日始发以来,该班列已完成了130余列,完成发运5000多箱,共运输近1.5万台S90,实现出口额近5亿美元。
薄世久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物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长久物流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践行者,目前已涵盖汽车供应链中的整车物流、零部件物流、国际物流及仓储业务,为汽车行业提供专业的物流规划、运输、仓储、配送等相关服务。
在薄世久看来,哈欧班列、哈俄班列、日韩快线的常态化运营标志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现突破,将真正成为欧亚经贸合作乃至“一带一路”建设的“金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这样的“金桥”还在增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有超过48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今年8月26日,随着X8044次中欧班列(汉堡—武汉)到达武汉吴家山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10000列。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赵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则是实现贸易畅通的重要前提。中欧班列的开通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畅通货运渠道,缩短货运时间,打通“商流”大动脉,使物流更为畅通、便利,还能挖掘出更大的商机。
中欧班列要进一步“升级”
“中欧班列的货源构成从大宗贸易货物拓展到如今的跨境电商货物,货量可以说是一路飙升。”薄世久表示,中欧班列的优势是空运和海运无法比拟的,介于海运和空运之间的实效和运价决定了中欧班列契合市场上部分货物的运送需求。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随着中欧班列开通数量的增加,其运行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加上补贴资金的逐步退出,中欧班列的进一步降本增效就势在必行。
薄世久认为,长久拥有自己专用的汽车支架,有大批可调配的集装箱资源,就能大大提高运输效率,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此同时,货物结构优化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货值和附加值高、对时效要求严格的货物将成为中欧班列富有潜力的运输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汽车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就很符合中欧班列的物流特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指出,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物流大动脉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国内总体形成的还是以城市为单位的中欧班列格局。“各自为战”会给单个城市的货物吞吐量带来限制,造成货物装载率低的问题,最终会影响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益和长远发展。因此,中欧班列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建立覆盖整个国内的中欧班列大平台或极大物流枢纽,实现货物跨区域联运,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载率,发挥中欧班列对“一带一路”建设更大的物流支撑作用。文章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作者:吴力  编辑: 李桂忠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18-10-16

  13.我国拟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
日期:2018-10-23 来源:新华社
《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2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当事人不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关于草案的说明时表示,近日,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专利等上诉案件。
根据草案,当事人不服关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当事人不服关于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应当在法定期间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草案同时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案件的第一审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周强表示,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有利于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有利于加强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依法平等保护,促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他说,专利等案件具有特殊的专业性、高度的复杂性,将该类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二审审理权限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实现知识产权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两大诉讼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有利于从机制上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记者 罗沙)

  14.马原产业部长:马来西亚棕榈油价格波动,但出口量增加
据星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原产业部长郭素沁说,马棕油业虽面对国际原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但原产业部认为到??2018年后,马棕油出口量预计将高于2017年。
她表示,统计数字显示,2018年1至9月的棕油出口量远比2017年同期高,从去年的1763万吨上升至今年的1827万吨,增幅达到3.6%。
“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尤其是棕油、植物油和脂油的出口价格是极为波动的。”她坦承,这几年原产品市场出现极为明显的变化,国际市场的棕油出口趋势也产生变化。
她说,影响棕油出口的因素包括供与求的贸易趋势变化、特定佳节的需求、库存及全国经济走势等。
她补充,原产业部希望马棕油的出口在明年初,将取得更高的出口销量。文章来源:驻马来西亚经商参处 2018-10-26

  15.世界银行称南非刺激经济措施效果有限
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10月4日报道,世界银行警告说,南非经济增长将继续受到高失业率和家庭信贷扩张增长缓慢的抑制,这限制了国内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9月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效果有限,并下调了对南非的增长预测。世界银行目前将对南非2018年经济增长预测从1.4%下调至1.0%。自2013年以来,南非经济一直在努力突破2%大关,而失业率则接近30%。文章来源:驻南非使馆经商处2018-10-30

  16.尼日利亚的总体治理指数排名非洲54个国家的第33位
据尼日利亚《今日报》10月30日报道,Mo Ibrahim基金会表示,尼日利亚总体治理得分为47.9,在非洲54个国家中排名第33。2018年Ibrahim非洲治理指数(IIAG)在周一由此基金会宣布。
尽管尼日利亚的排名从2017年的35增加到2018年的33,但整体得分从48.1降至47.9。这一分数低于非洲平均值49.9,也低于西非平均值54.3。
报告指出,尼日利亚在参与和人权方面得分最高,为53.2,可持续经济机会得分最低,为43.5。它进一步表明,尼日利亚在参与中获得的最高分类别得分为62.7,其透明度和问责制得分最低,为34.5。
2018年Ibrahim非洲治理指数(IIAG)涵盖了2008年至2017年的五年数据,包括54个非洲国家。基金会主席Mo Ibrahim对2018年指数报告进行了分析,称今年的指数出现了许多积极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在总体治理方面取得进展的34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在过去五年中加快了改进步伐。”(姚家威)文章来源: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2018-10-31

 
17.阿曼废料发电和沼气项目预计吸引5亿美元投资
阿曼官方英文报纸《观察家报》消息,根据能源论坛EnergyLab近期发布的报告,阿曼计划在未来几年实施一系列废料发电和沼气项目,通过回收利用产生能源,减少垃圾填埋,缓解阿对天然气能源的过度依赖,项目预计将吸引约5亿美元的初期投资。
阿曼固体废料处理标杆企业—阿曼环境服务控股公司(be'ah)指出,垃圾填埋虽可解决垃圾不断产生的问题,但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阿主要垃圾产生地集中在马斯喀特省和中南省,每年新增垃圾填埋场达3万平方米,额外的运营维护费用达约1300万阿曼里亚尔(1里亚尔≈2.6美元),对城市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阿曼环境服务控股公司2015-2016年开展的研究结果,由于人口增长和预期经济增长,预计到2040年废物产生量将增加到367万吨,可通过回收利用创造大量价值,该公司计划的废料发电项目每年有望输出1.29万亿瓦/时电力。Barka有可能成为该项目首个落地城市。根据行业法规,阿唯一的新能源采购者——阿曼水电采购公司(OPWP),将负责项目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
此外,阿曼环境服务控股公司还在评估利用生物废弃物建立沼气工厂的可行性,如可行,有望创造约250个就业机会。文章来源:驻阿曼使馆经商处2018-10-28


18.刘鹤副总理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采访
10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联合采访。以下是采访记录。
记者:刘副总理,我们知道您非常忙,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希望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回应市场关切。
刘鹤:欢迎你们采访,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一)
记者:刘副总理,请问您对中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有何看法?
刘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和下滑,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外部因素。主要国家央行加息后,全球股市都开始波动,有所下滑,美国的股市也出现明显回调,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也造成了影响,但坦率地说,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目前中美正在接触。二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对股市带来影响。三是市场预期发生变化,未来经济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者行为。投资者很关心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等问题。此外,最近几天也存在一些市场的技术性因素,比如在股市下滑过程中出现了被动减仓的现象。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股市产生波动。
最近我高度关注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股市的评估和国内专业机构的市场分析。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泡沫已经大大缩小,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所以很多机构建议对中国股市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对这些评估,相信投资者会做出理性判断。可以说,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
(二)
记者:政府对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有哪些新的举措?
刘鹤:政府高度重视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当前股市的心理特征是,对制度创新和改革政策有很强的期盼,市场表现与这种期盼之间有很强的正反馈效果。因此,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最近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在研究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有了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今天上午,这些政策已经陆续宣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稳定市场方面,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对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要求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鼓励地方政府管理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帮助有发展前景的公司纾解股权质押困难。二是在市场基本制度改革方面,制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推进新三板制度改革,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上市的支持力度等。三是在鼓励市场长期资金来源方面,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巩固市场长期投资的基础。四是在促进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方面,加快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兼并重组,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以及股权融资支持计划等。五是在扩大开放方面,继续全方位扩大开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博鳌讲话精神,加快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开放。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狠抓落实。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出一些具体政策,推动股市健康发展。
(三)
记者:当前民营企业对落实基本经济制度面临一些焦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鹤:首先,我想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对民营企业,要强调“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必须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减轻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题、完善环保治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必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自身能力,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最近,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工商联等要专门到各地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情况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四)
记者:社会上对“国进民退”有一些议论,您对此怎么看?
刘鹤:社会上所谓“国进民退”的议论,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最近,一些前期通过高负债扩张较快的民企,由于偏离主业,在流动性上遇到困难,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是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难关,恰恰体现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我认为是好事,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反过来,如果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可以通过民企积极参与提高效率。我们还鼓励具备条件的、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在产业重组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同行业的一些有竞争潜力但目前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我特别想说,在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企业面临一些困难,这恰是企业家大有作为的阶段,有勇气、有眼光、敢作为的企业家应先走一步,不负众望。中国政府将创造平等环境,强化法治,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经济发展广阔前景充满信心。
(五)
记者:您怎么看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产业结构变化?
刘鹤:我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看,我国经济运行都处于合理区间。与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的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稳健操作,金融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各类机构不顾风险盲目扩张的冲动明显收敛,投资行为趋于理性。与此同时,历史上积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正在不可避免地水落石出,这是个必然的过程,要理性看待。
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要求,我们要坚决抓好落实。当然,尤其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防控好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两者平衡的关键是实施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过去3年来,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通过“毁灭性创新”,中国经济中一些过剩领域的价格水平回归均衡,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化一步,下一步重点应是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韧性、创新力,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我们要抓紧做好三件事。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提高金融可及性,减轻各类负担。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尤其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激励机制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金融体系要提高适应性,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加快制度建设,发挥好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当然,做好这些事需要稳健的宏观政策加以支撑,我们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明确的产业投资政策、更具有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政策,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核心政策进一步深化。分析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如果从一时一事看,可能会感觉有一些困难,但是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往前看,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看,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一次结构性的变革,我们常说,是从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变,现在市场很关心向什么方向转?清晰描述这个转化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化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但从需求方向来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中国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他们在创造巨大的多元化需求;第二,人口老龄化明显,也在形成巨大需求;第三,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这既要求我们提出供给侧解决方案,也会创造巨大需求;第四,绿色发展创造着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些方向,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推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辨认和抓住新的机遇,努力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产业,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我最后想说一句话,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是历史必然,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大家牢记这一点,心就会静下来,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文章来源:驻美国经商参处2018-10-25

  19.美大豆出口大幅下滑,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10月5日报道,由于与中国及其它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税之争,美国大豆出口大幅下降,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达532亿美元,8月份美大豆出口骤减10亿美元。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五公布的数据,美贸易逆差在8月份增加了32亿美元,达到532亿美元,上升6.4%,延续2018年来的趋势。美全年贸易逆差上升3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6%。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就是减少贸易逆差,目前来看并不成功。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达2611亿美元,其中8月新增386亿美元。 文章来源:驻美国经商参处2018-10-15

  20.海关总署:围绕“减、优、提、降”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海关总署党组成员、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广志,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白石就当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等情况回应了社会关切。
“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施,概括起来就是‘减、优、提、降’4个字,即减单证、优流程、提时效、降成本。”张广志说。
在“减单证”方面,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将在今年11月1日前由86种减至48种,原则上全部实现联网、在通关环节比对核查。张广志表示,上述监管证件涉及19个部门,按照“能取消的就取消、能合并的就合并、能退出口岸验核的就退出口岸验核”要求,将取消8种、合并12种、退出口岸验核18种,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既提高通关效率又降低成本。
在“优流程”方面,深化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推进海关、边检、海事一次性联合检查,“双随机、一公开”作业模式从一般监管拓展到常规稽查等全部执法领域;提高进口货物抵达口岸前“提前申报”比例,非查验货物抵达口岸后即可放行提离;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革,“先放行后缴税”;推行进口矿产品等大宗资源性商品“先验放后检测”,开通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在“提时效”方面,年底前将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在去年基础上再压减三分之一,其中进口从97.39小时压缩至65小时,出口从12.29小时压缩至8.2小时。到2021年底,进口整体通关时间相比2017年压缩一半,减至48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一半,减至6.15小时。
张广志表示,整体通关时间与海关通关时间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指货物抵港到货物允许提离的全部时间,包括货物抵港、装卸、申报、查验、放行、提离等多个环节的耗时,后者是在海关单一环节内从申报到放行的海关作业时间,“去年按照国务院要求,首先从压缩海关通关时间开始,压缩了三分之一。今年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
在“降成本”方面,今年内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在2017年的基础上减少100美元以上,10月底前各地还将公布当地口岸收费清单。
“我们调研了沿海几个大的港口,从掌握的情况看,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比较多,而且还存在着竞争不够充分、进出口货主企业议价能力比较弱、收费标准较高等问题。”张广志表示,10月底前公布口岸收费清单、年内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要比去年降低100美元以上,将是两项硬指标,而沿海大港的降幅还要更大。
在回答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进展相关问题时,白石表示,目前“单一窗口”已经实现了与10个部门系统的连接和信息共享,实现了货物申报、舱单申报、出口退税、税费支付、跨境电商、加贸保税等12项功能。目前,“单一窗口”主要申报应用率已经由去年的30%提升到70%以上,总申报业务量超过1.2亿票,已经成为大通关领域和国际贸易领域最主要的平台。
“‘单一窗口’在中国实行免费申报制度,是一个电子政务平台,所有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申报全部实行免费。”白石说,“单一窗口”建设未来将从口岸通关领域向国际贸易管理全链条延伸,要开展与银行、保险、邮政、民航、铁路等相关行业的对接,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今年“单一窗口”主要申报应用率将达到80%以上,2020年要达到100%,继续为压缩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做贡献,营造一个更加高效、便捷、公开、透明的口岸营商环境。来源:海关总署2018.11.21.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8.11.2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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